马普尔小姐的世界

    春节前，因为鹿特丹电影节去了一次荷兰。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欧洲之旅。毕业后有过很多次旅行，每次旅行都是一个人上路。总是看到诧异的眼光，却也收获过无数关怀。从阿姆斯特丹机场去鹿特丹的火车上，邻座的年轻人为了回答我一个纯粹为了搭话的问题，打了电话给鹿特丹的朋友，让那位朋友在电话里给我解答。从鹿特丹中央车站出来是晚上，天气阴冷，下着小雨，我背着大包，拖着箱子在陌生的城市里完全不辩方向，却听到一位老人高声招呼的“Are you lost？”是啊。我迷失了，LOST IN ROTTERDAM。 这份记者的职业，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我和这份职业签了5年的合约，我已经乖乖遵守了3年。接下来的两年，我一定还会遇到更多的人，去更多陌生的地方。我希望我能够写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一个人去……》。
 
    
    
    
    
    
    
    
   
   

    在荷兰8天，鹿特丹7天，海牙半天，阿姆斯特丹一天。没时间看风车、木鞋和郁金香，却几乎走遍了这三地的电影院和博物馆——是一封来自鹿特丹电影节的邀请信把我带到了荷兰，在这个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最著名的港口城市，整整7天，我彻底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这个电影节并不受国内的媒体青睐，但是在世界上，作为最著名的全世界独立电影和实验电影的展映场，它和瑞士的洛迦诺电影节一样被公认为最有公信力的独立电影节之上，2006年，李安的《断背山》就在这里首次放映。

　　电影节为我提供的旅馆在鹿特丹中央火车站后面，这家号称4星级的酒店安排给我的房间出奇地小，一张桌子、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橱就是全部设施。小小的14寸的彩电只好悬挂在墙上。小小的房间，却有扇占了半面墙的大大的玻璃窗——能拥有这样的玻璃窗是一直是我的梦想：阳光好的时候，金色的光线从窗外照进来，照得屋子里的一切都光辉起来。

　　窗子临街，窗外有棵老树，枝桠间遍布着薄薄的青苔。目光越过树顶，望得到街心的草坪。草坪里闪耀着银光，那是电车的车轨。“叮，叮，叮，”电车开来了；“叮，叮，叮”它开走了。在荷兰，我最爱听的声音就是电车的叮叮声。每天深夜看完电影，一路步行回旅馆，躺在床上，听着那清脆的叮叮声渐渐远去，心也跟随它穿越了城市。

　　和北京相比，鹿特丹精致干净得就像荷兰小孩子们爱的玩偶屋模型。典型的海洋性气候的城市，每天傍晚都会迎来一场细密的小雨，每天清晨，太阳却又会毫不吝啬地展开笑脸。空气清新到发甜，风吹过时，嗅得到空气里细微的海腥味道。中心购物区周边遍布着精致的精品小店，咖啡馆、糕点屋一家挨着一家，房屋普遍不高，五六层左右。店门口的遮阳棚低低地延伸出去，舒服得没有一丝压迫感。鹿特丹电影节期间，许多店家都推出了配合电影节主题的服务。一家糕点屋的橱窗里摆出了以电影胶片作为装饰的蛋糕，而另一家出售无名小画家的作品的画廊则在门口摆出了模仿电影节海报的自己风格的作品。鹿特丹并不见得是荷兰的创意中心，但街头却能时时看到创意小店，这些店基本上遵循着“前店后厂”的模式。街面上的一间用来做店面，出售店主自己设计的小玩意，有时是家具、珠宝，有时只是笔插、杯子这样的小玩意。店主的工作室就在里面，逛着逛着，就能见到他在一间小房间的电脑前画画。对这些人来说，艺术家不是一种光环，也不是一份职业，而是日常生活。

　　表面上看，鹿特丹不过是典型的欧洲小城：美丽，安静，生活安闲舒适。但这个城市里暗地流淌着的先锋与自由的气质，却在和电影节丝丝呼应。这个城市有着DELFSHAVEN这样满是传统建筑的街区，同时也是世界建筑的实验场。二战期间，鹿特丹被德国飞机投掷的燃烧弹夷为平地，只剩下河那边DELFSHAVEN的部分楼群幸免于难。二战后，废墟就成了世界各国建筑师大展身手的好地方，旧世界已经被砸碎，一张白纸，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鹿特丹有一所所有现代建筑艺术史都要提到的房子，那就是荷兰建筑师Piet Blom设计的方块屋Cube houses：一个个可爱的倾斜黄色方块，连成一道特别的「天桥」，穿越马路直到水边，没有地板，也没有直立的墙壁。荷兰建筑师Piet Blom是这样解释他创造这个非同寻常的住宅的动机的：在鹿特丹这个工业城市里，缺乏高质量的交流场所，人们一天到晚都只顾着埋头工作，城市里缺乏活力和生活气息，所以他要创造一个趣味性很强的建筑，为城市增添一点生气。有趣的是，方块屋距离鹿特丹最古老的旧教堂只有数十步之遥，从绝对严谨对称的古典旧教堂刚刚步出，迎面遇上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块屋子，脑子一时是会震惊一下的。

　　看了方块屋，基本上就会明白库哈斯为什么能给央视设计那样的新大楼了。没错儿，库哈斯就是二战后在废墟和神奇建筑中成长起来的鹿特丹人，在28岁拿到奖学金去美国学建筑之前，这家伙是《海牙邮报》的电影记者，后来写过几个不成功的电影剧本。一个不成功的电影编剧与荷兰人打碎旧世界的飞翔天性结合在一起会设计出什么样的建筑呢？库哈斯会告诉你。这个巧言令色的家伙在中国说央视新大楼代表了“生生不息的圆环”，但是如果你来过鹿特丹，你或许会觉得那玩意儿不过是鹿特丹港口船舶上两个起重机吊臂。有趣的是，库哈斯在自己的老家却显得分外老实，他的OMA建筑事务所总部就在鹿特丹，那是座中规中矩外表平平的建筑物。鹿特丹艺术厅和海牙的舞蹈剧场也出自他的设计，从哪个方位都看不出他的惊世骇俗。

　　7天里，我最熟悉的还是鹿特丹的电影院。最主要的放映场地是中央车站前的PATHE电影院。PATHE是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的电影集团，它的标志也是法兰西的标志：一只引吭高歌的雄鸡。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有着一种熟悉感，2006年中法文化年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PATHE的老总，老先生已经70多岁，蓝眼睛里有着老生意人特有的狡黠，举止礼貌而世故。不知道中法文化年会不会给他带来在中国电影院打上雄鸡标志的机会。PATHE是鹿特丹最好的电影院，两个最大的电影厅分别是1厅和5厅。银幕都有十几米高，座位超过1000个，1厅座位据说有1300个。而北京电影资料馆最大的大厅也不过900人。最喜欢的是藏在唐人街LATEREN剧场。小小的剧场，可以用来上映戏剧，也可以用来放电影，内部全部实木装修，温馨得像心里的小小梦想。电影院里都有极舒服的咖啡座，参加电影节的人在此相互交流，认识朋友。我在那里遇到一位来自伊朗的导演。当我极其热情地向他说出：“我喜欢阿巴斯”的时候，却看到他嘴角泛起一丝诡异的笑容。那笑容让我一下子醒悟过来！当我听到外国人向我说：“啊，中国电影，张艺谋！”的时候，我回应的也正是这样的笑容。

　　从 LATEREN剧场走出去，就是唐人街。典型的欧式建筑上挂着汉字的招牌，如果不是经年累月留存下来的烟火气，恍惚回到了北京的世界公园。唐人街不是只有唐人，还有亚洲人和非洲人。种族大融合在这里不是一个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情景。汉字招牌的商店里卖着全是日文标签的食品，柜台后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人。看见我这样一个亚裔女子走近，黑人大哥分外热情地一笑，一张嘴问出的却是广东话！来自温州的老板和老板娘在店角给国内的供货伙伴打电话，讲的又是温州口音。

　　从鹿特丹的中央车站坐火车到海牙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到阿姆斯特丹也只有一个小时。海牙是鹿特丹的政府所在地，荷兰女王大部分时间并不住在阿姆斯特丹的王宫，而是住在海牙，作为各国大使馆、海牙国际法庭的驻地，海牙集中了从哥特风格到NEW AGE、HI-TECH各时期的建筑，是一座活的建筑博物馆。海牙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镇馆之宝是弗美尔的作品，这作品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那件《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有时候不由惊叹，荷兰这样小的地方，却出了那么多艺术家。在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从费尔德、伦勃朗、博斯、雷斯达尔、埃舍尔、弗美尔再到凡高，用“灿若星辰”来描绘毫不为过。弗美尔有一副画，一个女子在窗边读信，脸上却看不到表情，那副画让我徘徊良久，想着那副画背后可能的故事，叹息不已。凡高的大部分画作，还是集中在国家博物馆对面的凡高博物馆。从小就看那些印刷品，如此近距离地看原作，竟然看到心酸。时间已经过去200多年，油彩的颜色已经暗淡，但那些油彩里却依然仿佛有光芒迸射出来，似乎每副画上都附着着他的一线灵魂。画家一生的精神气血，就凝结在这些亚麻画布和油彩中间。凡高一生涉猎的绘画风格之多令人惊异。有一副画，是他送给朋友初生的儿子的，明朗的天蓝底色上，是粉红色的花树，光明灿烂。凡高一生中，竟然也有过如此明亮喜悦的时刻。想到他此时的欢跃，再想到他寥落的结局，几乎令人落泪。

　　另一处悲哀的房子，是西运河岸上的安妮之家，《安妮日记》就在这里写就。小姑娘安妮居住的屋子，是糖厂之上一间小小的阁楼，四壁尚且贴着她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明星照片。为了害怕纳粹发现，窗户上贴了反光纸。二战期间，小小的斗室里，一家人不敢踏出阁楼一步，像小动物一样静悄悄地活着，唯一的希望，就是活下去，却终于没有逃脱死于集中营的命运。安妮之家的旁边，就是阿姆斯特丹最大的教堂西教堂，不知当年，西教堂雄洪的钟声，是否曾每日给藏匿者们带来“上帝与我同在”的希望。

　　然而，阿姆斯特丹确乎是美丽的。这是一座足以令每一个北京人羡慕的城市，老城区不但没有被拆毁，反而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老建筑依然在使用。阿姆斯特丹也是一座建立在运河上的城市，数十条河道呈同心圆状放射出去，河道上立着数不净的小小石桥。阿姆斯特丹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也是自行车。走出安妮之家，前方桥上有人骑车呼啸而来，是位高大金发男子，一袭黑色风衣，头上是复古的黑色礼帽。夕阳的光中，他从我身边经过，忽然双手撒把，微微一笑。我立在那里，心里想到的全是张爱玲的词句：“人生最快乐的当儿，就在那一撒手吧。”